摘要：西北大学哲学学院陈明宽博士从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视角分析了“机器”这个概念。他提出，斯蒂格勒技术哲学认为：自动化是机器的本质，机器本身就已经蕴含了自动化这一要求。机器的进化最终结果是从人类社会那里取回自己应有的地位，并将之改造为彻底的自动化。

原题：“尼采与超人类主义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讯

(记者 查建国 夏立 陈炼 通讯员 计海庆)11月2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科学技术哲学创新团队与复旦大学“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前沿的人文主义哲学研究”课题组联合主办的“尼采与超人类主义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来自华侨大学、湖南大学、湖北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的十余位学者现场或在线参与了会议。

超人类主义运动兴起于20世纪末，主张用技术来提升人的能力，改进和拓展人的身体素质，进而把人类改造为“后人类”。而德国哲学家尼采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超人(übermensch)”概念。本次会议探讨了尼采的“超人”与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所讲的“超人类”或“后人类”是否具有理论上的关联、尼采的思想是否有助于思考当代科技发出的挑战等话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成素梅研究员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利用丰富的哲学史资源，来思考和探索当代科技对人类的挑战，这既是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展现生机和活力的重要契机，也是科学技术哲学创新团队科研工作的指导方向。

明确尼采思想与超人类主义的关联

会议研讨第一阶段围绕“尼采思想与超人类主义之间的关联可能性”展开了讨论。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朱彦明提出，尼采的“超人”和超人类主义的后人类，代表不同历史时期人的完善目标。尼采的超人概念，即强力意志的形态学和发展学说，属于文化层面的完善。与此不同，超人类主义希望通过新技术成果改善人的体能、智力、情感以及道德等方面，属于技术完善论，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从尼采的超人代表的文化完善论来看，超人类主义的技术完善论则是一种较为狭隘的视域，本质上仍是虚无主义的。

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余明锋同样认为，超人类主义的思想实质并未超越人本主义的价值追求，而只是超越了这种价值追求的实现手段，即从教育手段提升为技术手段。从尼采的视角来看，超人类主义所信奉的其实是“末人”的价值观。尼采的“超人”思想对超人类主义应是一种哲学上的批判。

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研究中心教授杨庆峰从“悖论”这一特殊的视角对尼采的“超人”思想做了深入分析。他提出，尼采的“超人”思想注重精神的强大，但对身体的维度并不关注，尤其是把“超人”作为生活方式的时，悖论便显现了，即“超人”无法做到普通人那里也可以实现的身心平衡。但是超人类主义主张的人类增强，却恰恰是注重身体能力和素质，这样尼采和超人类主义之间似乎构成了一种互补的效果。

意大利约翰·卡波特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斯蒂芬·索格纳(Stefan Sorgner)也提出了二者间的这种互补性。索格纳表示，通常超人类主义者都是自然主义者，而自然主义者并不信奉那些超越于经验的东西。但是，人类生存的必备条件中对生命和生活意义的理解，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选项。即便是那种倡导人体冷冻和心灵上载这样最极端的方式实现人类增强的超人类主义者，也不得提出“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由此，尼采提出的生命作为一种“永恒轮回”的主张便凸显出其优势。“永恒轮回”是一种并不依赖于二元论，并能在兼容自然主义世界观的前提下，为超人类主义的选择提供生命意义的解决方案。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韩玮博士在发言中系统地梳理了涉及尼采与超人类主义关联的各种论述，他认为寻求尼采与超人主义间对话和互补的可能，需要从尼采和超人类主义各自思想上的承续和理论上的分歧来看。进化论和机械唯物论是尼采和超人类主义进行哲学思考的共同前提。就此而言，把尼采纳入超人类主义运动当中是有意义的。

深入探讨人类本质与“超人”

在尼采与超人类主义这个论题之外，与会学者还积极调动了各种哲学资源来对“超人”、人性和后人类等话题做了深入探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丁三东提出，如果从黑格尔哲学关于概念的自我发展和运动的观点来看“人性”的话，“人性”并不是不变的，人将会有意识的去追求自我规定。而这个自我规定里面一定蕴含着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意味。人类增强技术恰恰体现了人的自由的自我规定、自我否定的行动逻辑在当代的典型表达。这不是对于人性的贬低，恰恰是对于人性的一种充分运用和体现。

同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窦绪凯则从海德格尔对尼采的批判中来发现了人性的深意。他认为，在现今技术本质全面统治地球的时候，海德格尔清楚地看到尼采“超人”学说的真正意义：“超人的本质显现在这种形态之中，即此处对求意志的意志之条件的无限制的组织之中，也就是对最大可能性的人类数量和最大可能性的材料数量加以组织，其方式就是通过机械技术的相同形式的统一化而为了功能的目的，将它们纳入无条件的功能运作之中。”但是，这种技术的本质是不是就是人类的命运呢?海德格尔也提出：作为一个“有死者”，才是人的所是，而技术也不仅仅是“集-置(Ge-Stell)”。

湖北大学哲学系杨宗伟博士从分析意志主义来解读尼采的人性观。他认为，深入理解尼采的超人思想，离不开19世纪以来兴起的意志主义哲学。从19世纪直至20世纪，意志主义哲学家们对“人之后”或者说人类未来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如具有艺术创造力与政治实践力的天才(叔本华)，颠倒一切价值与创造新价值的超人(尼采)，以及见证人类最终消亡的猛兽(霍斯特曼)等，这些观念的共有特征都是猛烈地抨击了人类中心主义，确信人类将走向非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超人类主义或许可以成为意志主义实现自己目的阶段和工具之一。

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邓刚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解读了“超人”概念。他提出，在《创化论》中柏格森提出，人的本性中有一种超越性的因素，把人称为超人(Le sur-homme)正是突出了这一因素。从柏格森来看，人的生命冲力是一种不断向前、不断扩张的冲力，但是在生物进化的领域，这种冲力最终走向闭环。唯有在道德和宗教等人类行动的领域，人类才有可能通过精神性的创造，实现越出人类和自然的价值和观念。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潘恩荣基于儒家思想解读了AI助推下的人类未来发展。他提出，从孔子儒家的观点看，人与智能机器需要坚持“人与机器”联合共同体优先这一原则。当代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要融合中西方的“以人为本”思想，突出“人与机器”共同体中“人机平权”机制，通过人机优势互补建设中国特色人工智能“以人为本”的未来发展路径。

分析机器、赛博格与后人类概念

在超人类主义引发的讨论中，与会学者对其中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也做了深入的解读。西北大学哲学学院陈明宽博士从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视角分析了“机器”这个概念。他提出，斯蒂格勒技术哲学认为：自动化是机器的本质，机器本身就已经蕴含了自动化这一要求。机器的进化最终结果是从人类社会那里取回自己应有的地位，并将之改造为彻底的自动化。

广州工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邓盼博士则对美国哲学家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概念做了分析。他提出，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中，赛博格一般有五个发展阶段：人体外接设备阶段、生理学内态稳定阶段、改变基因片段阶段、掌握遗传信息编码阶段和脱离身体的意识自由阶段。哈拉维哲学主要是致力于在赛博格第三、第四阶段来阐释和解构自我/他者、心智/身体、文化/自然、男性/女性等二元论思想。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计海庆对“后人类”这个概念的不同用法做了理论上的区分。他表示，“后人类”这个概念在后人类主义和超人类主义中的含义大相径庭。超人类主义要改变的是物理实在，要改变作为自然物种的人的特征;后人类主义则只是一种观念上的诉求，目的是要终结另一种观念。这种理解上的差异背后蕴含的是哲学上对人类中心论的不同态度，对此的准确把握是理解超人类主义的一个关键。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王志伟在会议总结中提出，尼采的超人思想不仅是对西方理性形而上学关于人的理性本质的批判，同时，超人思想也具有当代意义，它直接关系到当代高科技背景下生命政治实践领域的斗争，值得我们继续深入观察和思考。

“尼采与超人类主义学术研讨会”会议现场 照片由主办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