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化战争中左右战争胜负的新变量:连接力、计算力、认知力

 

智能化战争:“强者胜”的三个维度

■杨耀辉 张三虎 周正

引言

战争制胜机理从来都是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悄然发生变化。从热兵器时代的火力制胜,到机械化时代的机动力制胜,再到信息化时代的信息力制胜,实际上都是在开辟战斗力生成新维度的过程中,对原有战斗力因子形成“降维”打击。智能化战争建立在火药化、机械化、信息化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作战双方的火力、机动力、信息力迟早都会达到或接近同一个水平,连接力、计算力、认知力等新的战斗力因子,则成为左右战争胜负的新变量。

连接力强者胜

连接产生智能。最令人惊叹的莫过于人类脑细胞,数百亿个神经元并不存储信息,但在连接过程中不断传递信息并激发出新的信息。当前,军事领域正在利用连接来寻求智能化的延展。

连接力强者胜,反映的是群体智能的胜利。“蜂群”式作战平台、碎片状战力群组、分布式武器部署,将是智能化战争的作战景象,战场胜负的砝码在经历了“从数量到质量”的转换之后,又回到了“从质量到数量”上来。近年来,中东战场上出现的几千美元一架的低端无人机,在战场上的表现却并不是“凑数”的样子,集群式出现令一些大国军队极为头疼。这种规模化群体与传统战场上的个体叠加不同,它们依托泛在网络,用连接的方式形成一种群体智能效应,对传统中的高价值平台产生巨大冲击。2021年5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联合全域作战战略》中明确,联合全域指挥控制就是“连接一切、无处不在”。而美军先进战斗管理系统则试图把U-2、F-16、F-35、F-22、XQ-58、MQ-4C等有人、无人作战平台连接到一起。连接力强者胜,已经成为智能化战争的制胜关键。

连接力强者胜,推动的是“杀伤网”的构建。传统的杀伤链路,其连接呈“线性”,是顺序的、递进的、单行的,极易出现断链。智能化战争,在“连接一切”的背景下,全域空间内的作战资源进入同一作战体系,杀伤链条上的各个执行单元被分散在小型化、无人化、在线化作战平台上,形成此断彼通的“杀伤网”。连接力越强,进入作战体系的可选择资源就越多,杀伤链路上可选择的节点就越多,体系的韧性、弹性、应激性就越强。从杀伤链到“杀伤网”的升级,推动不同时间节点进入作战链路的平台灵活搭配,给对手呈现出一种随机网络式的复杂景象,而自身却能按作战任务需求,采取类似“网络打车服务”一样的资源高效动态连接方式,达成各类作战资源的快速建链,完成自我分配、自我组织、自我控制下的目标打击行动,在作战过程中呈现出能判断、有选择、会变通的智能化样子。

连接力强者胜,突显的是自适应作战体系。网络时代,每一次成功连接的背后都有一系列用户和用户之间的自适应交互,连接平台只是提供一个“桥梁”,并没有过多地介入到谁和谁的连接上。“连接一切”条件下的智能化作战平台构成的作战体系,其敏捷适应性将比网络时代更进一步。这种敏捷适应基于物理实体的数字化模型和运行状态的数字化表征,在特定系统的支持下,各类作战资源“在用”“饱和”“空闲”等状态即时感知,并完整映射到“基础网+作战云+数字孪生体”的虚拟空间,形成“全息”对照的战场态势,每一个作战平台都可以“全维”抽取关键信息,“全域”拼接作战场景、“全程”推演打击行动,并实时感知友邻平台的运行状态。在这样的全透明战场空间,任何个体要想避免被其他成员抛弃,必须主动向体系贡献自己的能力,从而自然地产生出一种自适应调整的体系能力。

计算力强者胜

很长一段时间里,计算多是粗略概算并服务于指挥员谋略,计算力一直是战斗力的配角。智能化战争中,智能机器的计算能力大大超越人类,人类的决策、行为和意识都受到机器计算的影响,计算力强者胜成为战争制胜的重要一面。

计算力强者胜,反映的是“算料”从“DB”到“BD”的质变。数据即“算料”,其实一直存在。早期的像会计账本之类,电算化时代是机读穿孔卡带,信息化时代升级成为诸如Database之类的数据库,即“DB”。到了智能化时代,万物互联加快了数据产生的速度,运用大数据Big data方法挖掘信息宝藏成为适应时代的必然选择,即“BD”。从“DB”到“BD”,两个字母位置的简单调换,反映的却是数据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跃迁。“DB”是对客观事实的记录、抽样和再现,“BD”则是对数据的关联关系分析并推理预测客观事实,已经接近甚至超出人类在因果关系分析上的技能。比如,谷歌公司曾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了5000万条美国人检索最频繁的词汇,成功预测出美国冬季流感的传播。智能化战争中,数以万计的智能机器,必将产生数不胜数的数据,如何利用大数据手段提升“算料”处理能力,对敌方作战企图、战场走势等做出准确预测和判断,将是决定对抗胜负的重要一极。

计算力强者胜,推动的是算力的云边端供给模式。传统的中军帐、参谋部、指挥所都是“中心计算模式”,其弊端是计算结果滞后甚至偏离战场态势,问题的根源是算力不足。智能化战争中,每一个机器在做出行动时都要进行一系列的计算处理,仅一个“大脑”的中心计算模式已显得力不从心,“云+边+端”的新计算模式则应运而生。谁的云中心能够通过策略测算,从复杂场景中“窥出”真正的战场走势;谁的边缘计算中心能够快速将计算能力推送到作战前沿侧,为前端平台提供中等强度的近实时场景模拟推演;谁的智能作战平台能够在对抗活动中,快速规划出武器选择、打击窗口、攻击路线等,将成为左右战局发展走势的关键所在。近年来,美军大力发展类似F-22战机充当“战斗云”,提高无人系统的人工智能技术含量,推动自主作战平台的自协同能力提升等,都是对“云+边+端”计算模式的尝试。

计算力强者胜,突显的是算法的机器升级迭代。2019年,星际争霸Ⅱ人机对抗赛中两位人类顶尖选手以1∶10的比分惨败,使人们对机器“只会计算、不会算计”的印象发生颠覆性改变。显然,在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技术的推动下,智能机器具备了超越人类的用大量数据拟合出新算法的能力。当智能武器代替人类成为战场上的主角,支撑它们观察战场、分析战场、适应战场能力的关键——算法,将左右战场胜负的走向。算法战,已经从人类大脑层面转换到机器类脑层面,谁的机器学习能力越强,谁的算法迭代升级就越快,谁的决策就越符合对抗态势,谁就将在智能化战争中占据算法战的顶端。

认知力强者胜

形成对战场的统一认知,是作战体系中各个参战单元形成合力的关键。信息化战争主要解决信息“从信号到数据再到知识”的价值转换过程,智能化战争则更注重在“知识到智慧”的过程中提质增效。

认知力强者胜,反映的是作战环节从“OODA”到“OD”的进阶。从本质上讲,平台中心战、网络中心战、决策中心战,“OODA”环路上观察、判断、决策、行动等链条没有变,但不同阶段的行动特点发生了很大变化。机械化战争时代,“OODA”环路按部就班,环环相扣,一步慢、步步慢,一招领先、步步主动;信息化战争时代,发现即摧毁,观察“O”和行动“A”融为一体;智能化战争时代,作战双方的观察能力达到同一水平,战场趋于双向全时透明,谁也不能从“OODA”的第一个“O”即观察上占有多少优势,只有在第二个“O”即判断上一决高下,作战对抗从“OODA”四个环节进阶到“OD”两个环节上。在智能化战争的对抗过程中,信息驱动是源头,统一认知是关键。有了统一的认知,各参战平台才能建立起指向同一作战企图下的任务分析、规划和安排,群体性决策、自适应编组、分布式行动等具有智能化特征的活动,才能真正被激发出来并最终涌现出体系作战能力。

认知力强者胜,推动的是作战指挥从艺术到智慧的转进。智能化战争中,“AI军师”“智能参谋”进入作战指挥活动,带来的变化是指挥艺术里面添加了机器计算的成分。智能机器在算速和算法上的优长,使它们能通过海量数据关联分析,对战场态势进行呈现、分析和预测,辅助指挥员预判敌方企图、动向和威胁,从而促使作战指挥由基于“经验”的艺术流,向基于“经验+算法”的智慧型转进,把认知对抗从人类大脑领域拓展到了“人脑+机器脑”的新空间。美军2020年8月组织的“阿尔法空战”实验中,AI战机5∶0击败人类飞行员,其背后的基础是40亿次仿真训练。智能化战争中,纯人脑的认知能力水平必将受到来自机器脑认知的强力挑战,而机器脑失去人脑的介入也会失去战争灵魂,“人脑+机器脑”协作融合形成智慧型认知才是制胜之道。

认知力强者胜,突显的是作战策略从近忧到远虑的延展。智能化战争时代,极易产生“机器信赖症”,任由机器对战场上的作战行动进行控制。但战争的复杂性告诫我们,机器的判断永远代替不了人类。“阿尔法狗”智能围棋虽然设定了四个策略来赢得棋局,但它仍有无法逾越的短视局限,其从繁就简的策略设计中,会对非关键因子进行“剪枝”处理,而被“剪枝”的恰恰可能是战争偶然的诱因。智能化战争中,发挥智能机器的优势,要在建立起“‘人机’交互、有人监督”的条件下,运用复杂系统中各分层之间相对独立的原理,对战局进行分层分域拆解,制定全局、局部和战术行动策略,形成一整套多级关联的规则库,让智能机器在指挥人员的监督下能够顺利地计算下去,在时间约束条件下快速得到一个基本满意的方案。一方面,避免机器陷入无休止的运算;另一方面,让机器在人类指引下对战局进行“远虑”,走向“谋全局而不是求一隅”的高度。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

 

“智胜”机理: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刘光明

当前,由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人工智能就像先前的导弹、卫星一样,无论你是否有所准备都将登上人类战争的历史舞台”,智能化战争已经大步走来。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智能化战争,核心是厘清智能化战争制胜机理。

厘清智能化战争制胜机理,首先要把“机理”一词的内涵界定准确。笔者认为,“机”可理解为奥秘、门道,“理”可解读为道理、理由。所谓智能化战争制胜机理,即打赢智能化战争的门道(路径)和道理。为进一步厘清这一内涵,需要准确把握三对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从机理与机制的关系把握独特内涵。机制是事物内部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作战制胜机制是作战体系各要素互动形成合力、实现制胜的内在机制,如集效聚优、并行联动都是机制,是对有关制胜机理的运用方法和实现方式,且这些方式方法体现一定的规则,带有某种制度化的特征。在信息化战争中,对情报侦察、指挥控制、火力打击和综合保障等作战要素进行综合集成,对陆、海、空等作战单元进行优化重组,会形成多种多样的制胜机制。这些制胜机制大都包含这样的制胜机理,即:事件转化为信息、信息转化为态势、态势转化为认知、认知转化为决策、决策转化为行动的信息制胜链路,等等。由此可见,制胜机理是内在的“道”,更为抽象,而制胜机制是运用道的“术”,更为具体。

辩证把握智能化战争制胜机理多重意蕴

以“强”打“弱”的“智胜”机理。“强胜弱败”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战争制胜规律。即使是那些以弱胜强的战例,往往也须在局部和特定时段形成对敌的力量优势才能真正取胜。依据“强胜弱败”规律,以强打弱便成为带有通用性的战争制胜机理。这里的“强”,是整体战斗力的强。在机械化战争时代,整体战斗力的强大主要体现为兵力和火力优势。在信息化战争时代,军队能打胜仗有赖于信息力优势。而在智能化战争时代,智力优势对战斗力的贡献率远高于其他要素。在智能化战争对抗中,人的智能广泛渗透到作战领域、移植到武器系统,智能水平更高更强的一方,能够更好地开发和运用以强打弱的“智胜”机理,甚至据此设计战争、主导战局发展,取得最终胜利。

以“快”打“慢”的“智胜”机理。随着科学技术的强劲推动,战争中“快”的内涵在不断刷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坦克机动速度每小时只能达到4~8英里,到二战期间装甲集群已能实施闪击战。近些年我们认为超级计算机已经很快了,但量子计算机处理“高斯玻色取样”的速度比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一百万亿倍,量子算法比经典算法实现了指数级的加速,人工智能将实现质的飞跃。未来智能化战争在算法的支撑下,预警时间提前,决策时间缩短,作战行动向前延伸,“观察-判断-决策-行动”周期大幅压缩,“瞬时摧毁”升级为“即时摧毁”,真正进入发现即摧毁的“秒杀”时代。

前瞻探索和开发智能化战争制胜机理

开发新的制胜机理。历史和现实表明,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旦被运用于军事,将使战争制胜机理发生深刻变化,从而使现有的作战指导、条令法规和部队编制随之改变。在人工智能飞速进步的今天,军事智能的发展不可限量,未来智能化战争具体的制胜机理也必然超出现有的预料。应积极探索现有先进技术可能运用于智能化战争的潜能,探索其可能的制胜机理。全面分析对手无人化作战体系的薄弱节点和我之优势,从目标靶点反推制胜机理,提出军事创新需求,精准研发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推动战争“游戏规则”向于我有利的方向转变。

升华新的制胜机理。新的战争制胜机理是推进军事理论创新的深层依据。当我们发现了新的以“强”打“弱”、以“高”打“低”、以“快”打“慢”、以“巧”打“拙”等具体的“智胜”机理后,就可以契合这一机理提出核心作战概念、作战原则和战争指导等,经过系统加工形成关于智能化战争的新的军事理论。有人说,“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洞察力,远比百分之百的准确性更为重要”。要适度鼓励战争设计上的“异想天开”,引导有创见的研究人员在深刻理解军事智能“技术创意”及其衍生而来的制胜机理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战争创意”。要基于智能化战争制胜机理的研究,深化军事理论创新,加快形成具有时代性、引领性、独特性的军事理论体系。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

 


 

动感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是最早开展信息战理论研究的院校

 

信息通信学院地处中南重镇武汉。2017年5月,以原国防信息学院、原西安通信学院为基础组建。校区分布鄂陕两地,总面积近3000亩。在80多年波澜壮阔的办学历程中,学院数次迁移校址,15次更改校名,在曲折中发展,在改革中前进,打造了一批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学科专业,先后为我党我军培育了一大批高素质通信人才。

学院主要担负生长军官高等教育(含英烈子女和干部子女)、生长军官分流转轨培训、生长军官任职培训、现职军官基本培训、现职干部轮训、研究生教育、预选士官培训、士官职业技术教育、士官升级培训等9种类型培训任务,年培训量约10000人。培训对象包含现职军官、生长军官、学兵和士官等多个层次,覆盖军委、战区两级联指和军兵种部队信息通信领域各个层级,累计为部队培养输送16万余名军事通信人才,全军通信部队90%的团以上领导干部在学院接受过培训。

目前,学院现有1个国家级重点学科,4个“十二五”期间军队“2110工程”重点建设学科专业领域点,1个湖北省特色学科,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4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5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3个专业学位授权点。基本形成了以军事学为主体,以工学为补充,以军事信息学为龙头,以军队指挥学、军事装备学、军事训练学和军队政治工作学为支撑的新型学科体系。

学院现有专业技术少将1人,专业技术二级、三级2人,博硕士研究生导师222人(含外聘12人),军队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对象1人。先后有1人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29人被评为全国、全军优秀教师,16人被评为原总参优秀中青年专家,1人被评为全军指挥信息系统建设先进个人,1人获军队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282人次获军队院校育才奖,8人获原总参“人梯奖”,21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67人次享受军队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岗位津贴,2人享受“三秦人才”津贴。

“十二五”以来,学院共承担国家、军队(省、部)级以上课题823项。其中,国家级47项,军队级460项;共获科技进步奖114项。主要包括国家级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8项、二等奖24项、三等奖82项;获部级以上学术研究成果奖81项。其中,全军军事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3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全军通信兵战法创新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7项;获国家和国防发明专利20余项;向军委首长和机关呈报研究报告63份;出版学术专著76部。

学院教学资源丰富,是全军首批开展军事学研究生教育的院校之一,是最早开展信息战理论研究的院校,目前已发展成为16个全军性的教学科研中心和人才培养中心(基地),有122个实验室(含1个军队重点实验室),拥有各类通信装备300余台(部)。学院图书馆馆舍面积10209平方米,阅览座位1180个,馆藏纸质图书19.62万余种、72.93万余册,现有电子图书350万余种,电子期刊9238种,图书馆数字文献资源含各类数据库约55个,数字信息资源总量达到143.7TB。

迈入强军兴院新征程,学院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忠诚践行习主席训词,紧紧围绕“一个一流、两个高地”的办学目标定位和“双一流”、“双重”建设要求,以锻造一流的军事人才队伍为使命,以重塑一流的学科专业体系为牵引,以孵化自主创新的科研成果为抓手,以构建战训一体的教研条件为依托,坚持依法治校,从严治校,发扬团结进取、求实献身的精神,全力打造全军信息通信领域的招牌学院、国防科技大学旗下的品牌战队,为我军信息通信事业的建设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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