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自动驾驶；监管模式；道路交通运输法律；监管制度；国际治理

于当下的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实现了车辆驾驶的自动化，自动驾驶车辆与传统机动车辆在构造、功能和运行上存在较大差异，各国现行的技术标准体系仅能在部分上适用于自动驾驶车辆。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新兴技术，自动驾驶在总体上处于商业化的前期，还在不断发展之中，尽管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正在积极推进自动驾驶技术标准的研发和编制，但目前还缺少很多用来规范自动驾驶研发、制造和应用的成熟的、可普遍应用的技术标准。监管模式的不适应给自动驾驶立法带来了较大障碍，是造成自动驾驶监管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自动驾驶，如果沿用前述的监管模式，即使制定了相关法律，因技术标准的大面积缺失，它们在实践中也无法得到具体实施。

针对这种困境，德国立法者在自动驾驶监管制度设计上进行了大胆突破，实现了监管模式的创新。这种创新是在制定《自动驾驶法》时才得以完成的。人们在评价《道路交通法第八修正案》时，多会指出其设计的准入制度无法落地的缺憾，实际就是因为当时并未进行监管模式上的创新。在《自动驾驶法》中，立法者基于对部分机动车辆享有的国内豁免权限，充分考虑了自动驾驶在现阶段的发展特点，未沿用传统机动车辆监管模式，以比较成熟的、体系性的技术标准为监管依据，而是由法律规定自动驾驶的基本技术要求，法规规定自动驾驶的具体技术要求，只要经过审核自动驾驶车辆符合这些技术要求，其就可通过准入，能够上公共道路上运行。运用此监管模式后，对自动驾驶车辆的准入和运行监管不再完全依赖于相关技术标准，避免了因技术标准的缺乏而导致立法难以具体实施的窘状。采用此监管模式固然是应对监管滞后问题而产生的一种过渡性举措，在将来相关技术标准具备后仍会应用传统机动车辆监管模式。但是，相对于目前的沿用传统机动车辆监管模式、采用具有试验性质的“监管沙盒”模式等作法，这种监管模式上的变通既是一种大胆突破，也是一种监管创新。在立法中沿用传统机动车辆监管模式，只能等待相关技术标准具备后立法才能付诸实施，采用“监管沙盒”模式，立法明显缺乏正式性，降低了权威性。

这种创新构成了德国自动驾驶立法的逻辑内核。在传统的道路交通运输法律制度中，存在车辆和驾驶人（运营人）两个监管重心，但在进入自动驾驶时代后，道路交通运输法律制度的监管重心在于车辆。当前，对于自动驾驶立法，有三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一个是准入，另一个是运行监管，最后一个是事故处理。这些问题都需要重点围绕自动驾驶车辆予以解决，而监管模式的创新贯穿于准入制度、运行监管制度和事故处理制度的设计中。对于准入制度，监管模式的创新决定了自动驾驶车辆准入的具体条件设计。对于运行监管制度，监管模式的创新决定了自动驾驶车辆运行监管的内容和方式设计。对于事故处理制度，监管模式的创新决定了自动驾驶车辆事故处理的依据、机构和方式。除了前述三种基本制度外，数据管理、网络安全保护等方面的制度设计也受到了监管模式创新的重要影响。这种新的监管模式决定了自动驾驶立法的基本思路和内在结构。

监管模式的创新，克服了技术标准缺失带来的阻碍，大大加快了德国自动驾驶立法的步伐。目前，以实现自动驾驶的正式运行为导向，德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相对正式、完整的自动驾驶监管法律制度体系。它从总体上可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基础制度层次；另一个是专用制度层次。基础制度层次包括德国国内原有的道路交通运输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自动驾驶伦理规范与国际道路交通运输法规及技术标准三个部分。与传统机动车辆监管一样，也需要立法对自动驾驶车辆的设计、制造、使用（运营）、维修等活动进行规范。自动驾驶车辆相对于传统机动车辆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基于二者的共性，部分原有的道路交通运输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仍可适用于自动驾驶车辆，这些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构成了自动驾驶监管法律制度体系中的重要基础制度。作为人工智能应用的产物，自动驾驶的发展和应用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伦理问题，《自动化和网联车辆交通伦理准则》中针对这些问题而确立的伦理原则和规则既是自动驾驶监管法律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其他制度设计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作为欧盟等国际组织的成员国以及一些有关道路交通运输的国际公约的签约国，德国也需要执行不少国际道路交通运输法规及技术标准，这些法规、标准也构成了自动驾驶监管法律制度体系中的基础制度之一。在专用制度层次上，根据自动驾驶车辆的个性，基于监管模式创新的逻辑内核，形成了专门适用于自动驾驶的管理体制、技术管理、准入管理、运行监管等多方面的法律制度。其中，管理体制属于自动驾驶监管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而技术规范构成了其底层基础。该体系的详细构造，如图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