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宗来：《地缘政治和数字革命双螺旋视角下的产业发展动态》

——在2026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学术年会上的主旨演讲

编者按

7月3日，2026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学术年会（以下简称“年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本届年会以“数智经济发展中的全球机遇与治理挑战”为主题，紧扣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核心议题。近40位顶尖专家学者、智库和业界代表参会并进行研讨交流。近20所高校的研究人员、数字经济产业相关的科研机构及企业代表共400余人线下参加会议，超10万人次观看了大会直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创新与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寇宗来发表题为《地缘政治和数字革命双螺旋视角下的产业发展动态》的主旨演讲。本文根据寇宗来教授现场发言内容整理。

寇宗来教授发表主旨演讲

尊敬的江老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年会的邀请。今天我汇报的题目是“地缘政治和数字革命双螺旋视角下的产业发展动态”。“地缘政治和数字革命双螺旋”这个概念，是我为了理解当前世界经济和产业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现象而提出的。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与数字技术革命并不是两条彼此独立的线索，而是相互缠绕、彼此强化，共同改变全球产业分工、企业竞争方式、技术创新路径以及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

洪老师刚才的演讲与我今天讨论的问题有很多相通之处。由于时间有限，我主要讨论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需要从地缘政治和数字革命的“双螺旋”出发重新理解产业发展；第二，技术脱钩如何改变自主创新和国产替代的激励机制；第三，市场脱钩如何影响区域竞争、产业内卷与供应链关系；第四，为什么在新的环境下，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和ZL指标可能无法准确反映真实的技术进步。最后，我再谈一谈中国如何依靠创新驱动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一、从全球化叙事转向“双螺旋”视角

大家都知道，DNA具有双螺旋结构。我们今天经常讲，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谓“变局”，意味着原有的发展轨迹、制度结构和行为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可以理解为决定世界经济运行方式的“基因”正在发生变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逐渐形成了一幅以国际分工、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为核心的“和谐经济”图景。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市场被假定为相对完备，行为主体面临的策略空间也被视为基本给定。在这一前提下，各国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通过国际贸易实现互利共赢。经济学教科书反复强调，贸易可以使参与各方受益，交易能够创造双赢。

这一套分析在解释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时具有重要意义。但它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各国主要追求经济利益，并愿意在既定规则下通过分工与交易实现利益最大化。一旦国家追求的不只是经济收益，还包括安全、权力和霸权地位，原有的双赢逻辑便不再充分。

经济利益可以通过交易实现共同增长，霸权地位却具有很强的排他性。一个国家经济规模的上升、技术能力的增强和产业体系的完善，可能被另一个国家理解为对自身主导地位的挑战。于是，国际经济关系就不再只是比较优势和贸易收益问题，而会出现遏制与反制、断供与替代、制裁与反制裁。政治与经济由此深度纠缠，技术脱钩、市场脱钩和产业链重构等看似违背全球化趋势的现象便会不断出现。

理解今天的中国经济，也不能只孤立地看中国；理解美国经济，同样不能只看美国。中美两国已经形成一种高度关联的镜像关系。中国面临的产能压力和价格下行，与美国面临的成本上升和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产业分工体系重构后一个硬币的两面。

与此同时，数字革命也在深刻改变经济活动的基本形态。数字技术是一种典型的通用目的技术，它不仅创造了新的产品和产业，而且重塑生产、消费、沟通和组织协调方式。工业文明时代的产业通常表现为较高的边际成本，企业需要在规模经济与产品多样性之间进行权衡。规模越大，平均成本可能越低，但产品的个性化和多样性也往往越有限。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后，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成为许多数字产业的重要特征。依托数据、算法和智能制造，企业甚至可以在较大规模上实现定制化生产。过去看似不可兼得的规模化与多样化，开始在“规模化定制”中实现新的统一。

数字经济中还广泛存在“生态系统”。单个产品的竞争逐渐演变为平台、标准、数据、软件、硬件和应用场景之间的系统竞争。人工智能的发展进一步稀释了传统资本—劳动比在决定比较优势方面的作用。一个国家拥有多少资本、多少劳动，仍然重要，但其数据积累、算法能力、工程化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和生态组织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此，面对地缘政治与数字革命的双重冲击，我们不能只沿用新古典经济学以来高度数学化、去政治化的分析方式，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把经济利益、技术权力、国家安全和产业竞争放在同一个框架中进行考察。

二、技术断供如何重塑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

下面先讨论技术脱钩。美国对中国实施关键技术限制，当然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显著的负面冲击。但如果只看到负面影响，也不足以理解技术断供所带来的产业动态变化。技术断供在压缩技术获取空间的同时，也可能改变国内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使自主创新与产业利润之间形成新的循环。

我们可以用芯片产业做一个简化说明。假设下游是华为、小米等手机厂商，上游存在台积电和中芯国际两家芯片制造企业。台积电在技术、良率和成本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中芯国际则是相对落后的追赶者。

在正常的全球化市场环境中，下游企业可以自由选择技术更先进、成本更低的台积电进行代工。假如中芯国际通过研发投入提高良率、降低成本，它会给中国下游企业带来一定好处。因为中芯国际的成本下降会增强市场竞争，迫使领先企业降低芯片价格，使华为、小米等企业能够以更低价格获得中间投入品。

这里产生的主要不是技术溢出，而是一种货币外部性。中芯国际的技术进步通过改变市场价格体系，影响其他微观主体的收益。对于整个经济体而言，这种技术进步具有社会价值；但对于中芯国际自身而言，它未必能够获得足够回报。

当领先企业依然存在，并且可以依靠技术和规模优势维持较低成本时，中芯国际即使投入大量研发，也可能很难将技术进步转化为持续利润。政府如果提供补贴，它就继续研发；补贴一旦停止，企业可能缺乏持续投入的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过去一些产业会出现“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循环。技术进步与产业利润没有真正打通，追赶企业就难以形成内生的创新激励。

技术断供改变了这一结构。受到美国长臂管辖影响，台积电即使希望继续为华为代工，也无法自由作出商业选择。华为经历了严峻的生存考验，中芯国际也面临外部技术限制。原本相互分离的国内上下游企业，在外部压力下开始形成一条相对独立于美国技术体系的供应链。

当中芯国际的良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其成本下降跨越某个临界门槛以后，由中芯国际和华为等企业组成的产业链，就可能在与其他产业链的竞争中获得基本的生存能力。此时，中芯国际的技术进步不仅会降低单颗芯片的成本，还会直接提高整个国内产业链的总利润。上下游企业可以通过价格、订单、长期协议和联合研发等方式，在新增利润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这样一来，技术进步与产业利润之间便形成了同频共振的良性循环。上游企业的技术进步提升下游产品的竞争力，下游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反过来为上游研发提供订单和利润。自主创新从主要依赖政府补贴，逐步转向由产业链内部收益驱动。

这可能是技术断供背景下中国技术进步机制与过去相比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外部封锁当然提高了短期成本，却也迫使国内企业建立更紧密的上下游协同关系，使原来难以内部化的创新收益，在相对独立的产业链中获得内部化的可能。

因此，国产替代不能仅仅理解为用一个国产产品机械替换进口产品。真正有生命力的国产替代，是围绕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市场应用和利润分配形成可持续的产业循环。只有当技术进步能够转化为企业利润，并进一步支持新的研发投入，自主创新才会从政策推动转化为内生动力。

三、市场脱钩、区域竞争与产业内卷

地缘政治对中国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技术层面的“卡脖子”，也表现在市场层面的脱钩。近年来，中国企业进入部分海外市场的难度明显上升，传统的全球市场空间受到压缩。要理解这种变化对国内产业竞争的影响，可以从中国长期存在的区域竞争机制出发。

在央地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区域竞争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正面作用在于，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与地方经济增长激励能够相互强化。为了改善相对绩效，地方政府会积极建设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招商引资，并努力提供稳定的制度条件。

负面作用则表现为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由于行政管理、司法执行和部分知识产权保护具有明显的属地特征，地方政府往往更关心本地企业和本地税收，对外地企业的合法权益可能缺乏充分的保护激励。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初期，区域竞争的正面效应总体上能够超过负面效应？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中国国内市场规模相对较小，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低，而国际市场处于快速扩张阶段。地方政府能否支持本地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发现并形成比较优势，比在国内市场设置保护壁垒更加重要。

不同地区采取差异化的发展政策，实际上为比较优势的发现提供了试验空间。比较优势并不是事先完全可知的，而是在投资、生产、出口和市场竞争中逐步发现的。与此同时，国际市场中的效率竞争对地方保护形成了外部约束。一个企业即使受到地方政府保护，如果缺乏成本和质量优势，仍然难以在国际市场上长期生存。

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相对规模显著改变。随着外部市场受到限制，经济循环更多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过去面向全球市场形成的庞大生产能力，需要更多地在国内市场消化。原来给两百个人做的饭，现在可能只剩一百个人来吃。为了把产品销售出去，企业只能不断降价，甚至试图让消费者增加消费频次。这正是当前通缩压力和产业内卷的重要来源之一。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当中国企业可以服务全球市场时，专业化分工能够不断深化，企业可以在细分市场中形成差异化优势；当市场范围收缩以后，分工程度就可能下降，产品种类和差异化空间也会受到压缩，企业更容易陷入直接的价格竞争。

数字化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过程。过去，北京企业和上海企业可能因为空间距离，各自在本地市场拥有一定的局部垄断能力。电商平台和数字物流体系压缩了空间距离，使全国不同地区的商品能够被迅速放在同一个界面上比较。信息更加透明、市场范围更加统一，但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也因此更加激烈。

更重要的是，在存量市场环境中，竞争已经不只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与供应链、生态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过去所讲的供应链金融，通常是核心企业依靠自身信用从银行获得低成本资金，再把资金和信用传递给链上的中小企业，以降低整个供应链的融资成本。

但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另一种倾向：部分链主企业不断延长应付账款期限，通过占用中小企业资金来缓解自身现金流压力。在增量市场中，链主企业与上下游企业更容易通过市场扩张共同获益；在存量市场中，不同供应链之间可能陷入消耗战式的生存竞争。为了维持自身竞争力，链主企业会努力把供应链中的资金和利润向自身集中，希望比竞争对手支撑得更久。

因此，账期延长、利润挤压和供应链金融关系恶化，不能简单归结为个别企业的道德问题，它们也与市场空间收缩、产业竞争方式变化和地缘政治冲击密切相关。治理产业内卷，既要规范链主企业行为，也要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扩大有效需求、促进产业差异化发展，为企业创造新的增量空间。

四、地缘政治冲击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悖论

下面讨论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索洛曾经说过，计算机无处不在，唯独在生产率统计中看不到。这就是著名的“索洛悖论”。今天，在地缘政治冲击下，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与真实技术进步之间可能出现更加明显的脱钩。

无论采用哪一种具体方法，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都是在考察既定投入能够带来多少产出。如果产出增长快于资本和劳动等投入增长，我们就把无法被传统投入解释的部分理解为效率改善或技术进步。

但在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情况下，中国必须投入大量资源开展自主研发。既然某项技术能够成为对方实施封锁的关键技术，往往就说明它具有极高的复杂性，不可能在短期内轻易突破。有些技术需要三到五年，有些技术甚至需要十年、二十年的长期积累。

在突破完成以前，大量研发投入无法立即转化为最终产品和当期GDP。统计上表现为投入明显增加，产出却没有同步上升。按照传统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就可能下降。

然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并不意味着技术能力一定下降。企业可能已经积累了大量知识、人才、试验数据和工程经验，只是这些能力尚未达到商业化门槛，无法形成可观测的市场收入。研发过程中的失败和试错也会增加当期成本，却可能显著提高未来技术突破的概率。

市场脱钩同样会造成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能力之间的分离。创新的经济价值通常与市场范围正相关。同样一项技术，能够服务全球市场时，其研发成本可以由更大的销量分摊，知识产权价值也更高；当市场范围缩小以后，即使研发投入和技术水平没有下降，企业能够获得的销售收入和创新收益也会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统计上的生产率下降，反映的可能是市场范围收缩和地缘政治成本上升，而不完全是企业技术效率下降。如果把所有收入下降都解释为技术退步，就会低估企业在安全约束下进行能力建设的价值。

当然，这并不是说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不再重要，而是说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地解释它。在和平全球化环境中，技术进步、市场扩张和收入增长往往同向变化；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环境中，技术能力积累、市场收益和当期生产率可能出现方向不一致的情况。

五、ZL指标为什么可能低估真实创新

与全要素生产率类似，ZL数量也可能无法全面反映数字革命和地缘政治背景下的创新活动。

实证研究中经常用ZL数量衡量创新，并对ZL数进行ln(1+x)变换。从统计上看，加1是为了处理ZL数为零的样本。但从经济学上看，零到一的变化常常被理解为企业是否开始进行创新。这里需要特别谨慎，因为ZL衡量的并不完全是“有没有创新”，而更多反映企业是否选择通过公开方式保护创新成果。

企业可以在ZL保护与商业秘密保护之间进行选择。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按照研究成果是基础性的还是应用性的，以及研究成果是公开的还是私密的，把创新活动分为四种类型。

公开的基础研究通常表现为论文；公开的应用研究通常表现为ZL；私密的应用研究主要表现为商业秘密。对于私密的基础研究，我把它称为“战略性基础研究”。在量子计算、量子通信、人工智能和国家安全相关领域，一些具有基础性质的研究成果也可能不会立即公开，而是以高度保密的方式持续推进。

数字革命和地缘政治都会提高企业选择私密保护方式的可能性。数字技术的复制成本很低，一项成果一旦公开，竞争对手可能迅速学习和模仿。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以后，技术成果还可能具有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价值，企业与政府更倾向于延迟公开，甚至完全不申请ZL。

因此，ZL数量下降不一定意味着创新活动减少，也可能意味着创新成果从ZL保护转向商业秘密保护，从公开研究转向私密研究。单纯依靠ZL数量衡量创新，可能系统性低估数字经济和战略竞争领域的真实技术进步。

未来的创新测度需要同时关注ZL、商业秘密、研发人员、试验项目、工程化能力、软件版本迭代和新产品收入等多维指标。尤其是在涉及战略性技术时，需要区分“没有创新”和“创新没有公开”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

六、中美镜像与全球产业体系重构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两国在很大程度上曾经形成一种双赢的经济循环。中国依靠制造业发展和出口扩张实现了快速工业化，美国则获得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特别是在克林顿时期，美国一度出现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的局面，似乎突破了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约束。

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美国向中国输出美元资产；中国保持较高储蓄并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美国则维持较高消费。中国奇迹与美国的低通胀、高消费在一定意义上互为镜像。

随着大国竞争加剧，这种双赢循环正在转变为消耗战和持久战。全球产业链不再完全按照成本最低原则配置，而是越来越多地考虑安全、韧性和政治可靠性。企业需要建立备用供应商和重复产能，国家需要为关键技术和战略产业支付额外成本。

中国面临的产能过剩和通缩压力，与美国面临的生产成本上升和成本推动型通胀，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同一过程。美国试图把部分供应链移出中国，必须承担更高的生产成本；中国失去部分外部市场后，则需要在国内消化原有产能，导致价格竞争加剧。

从大国博弈的阶段来看，我个人感觉，当前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速度可能比我们此前预想的更快。中美经济联系不会在短期内完全切断，但双方都在降低对对方关键领域的依赖。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下降，也是这种长期调整的一个表现。

这一过程意味着，未来产业政策不能只追求静态成本最小化，还必须在效率、安全和发展之间进行平衡。过去看起来重复建设、成本偏高的备用体系，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具有保险价值；过去完全依赖全球最优供应商的企业，也需要重新评估供应链风险。

七、从成本定价走向需求定价

最后，我想谈一谈中国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从GDP和收入统计的角度看，意味着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上升到一定阶段以后，增长动力逐渐减弱。经济发展的目标当然包括提高居民收入，但人均收入提高也意味着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成本不断上升。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企业可以依靠低成本进行竞争。工资较低时，即使产品价格不高，企业仍然可能获得一定利润。但随着工资和其他要素成本上升，如果企业无法提高产品价格，也无法显著提高生产率，利润空间就会不断受到挤压。

如果企业只能按照成本加成方式定价，而市场又不接受更高价格，劳动成本上升就无法顺利转嫁，企业最终可能陷入“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研发减少—竞争力下降”的循环。这正是很多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机制。

因此，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要求中国企业实现从成本定价向需求定价的转变。成本定价关注生产一件产品花了多少钱，再在成本基础上加上一定利润；需求定价则取决于消费者如何评价产品，以及企业能够为消费者创造多少独特价值。

只有当产品具有技术领先性、品牌影响力、生态黏性和不可替代性时，企业才有能力获得更高溢价，才能把工资和研发成本上升反映到产品价格中。企业也只有获得持续利润，才有能力进一步投入创新。

这就是为什么在数字革命和地缘政治背景下，中国最终仍然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优势。政府需要围绕国家战略明确创新议题，组织基础研究和重大科技攻关；市场则要通过竞争发现真正有价值的技术和产品，使创新成果转化为企业利润和消费者福利。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进一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兴支柱产业。我们正在讨论一个概念，叫作“战略性支柱产业”。所谓“战略性”，是指这些产业关系国家安全、长期发展和国际竞争地位；所谓“支柱性”，则意味着它们不仅具有战略价值，还必须形成足够大的市场规模、就业规模和经济贡献。

通俗地说，战略性产业不能只是“好看”，还要“好吃”；既要解决国家安全和关键技术问题，也要形成市场需求和产业利润。大飞机、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产业，都需要逐步实现战略价值与商业价值的统一。

地缘政治改变了国际分工的边界，数字革命改变了产业竞争的基础。两者相互缠绕，构成推动当代产业演化的“双螺旋”。面对这一变化，我们既不能简单回到封闭自给，也不能继续假定全球化会自动沿着过去的道路前进。

中国需要在开放中增强自主能力，在竞争中完善产业体系，在安全与效率之间形成新的动态平衡。更重要的是，要真正打通技术进步、产业利润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循环，使自主创新不仅能够实现技术突破，也能够形成可持续的商业回报和经济增长动力。

谢谢大家！

供稿 | 清华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

编辑 | 邓   瑶

审核 | 靳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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