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DongHua 之“自动化工程派”标注关键词：刘纪原 航天工业   】
　　
　　一生许国向苍穹｜缅怀我们的老领导刘纪原
　　
　　2026年8月17日，广大航天人敬仰的老领导刘纪原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消息传出，大家以各种方式表达深切缅怀。
　　
　　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他多数时候坐在轮椅上，视力、听力大不如前，每天最让他放不下的，还是那些关于航天的消息。有人前来看望，他总要问一问航天领域的最新进展。
　　
　　这位从延安窑洞走出的革命后代，曾在莫斯科大学礼堂聆听过毛泽东教诲。他从基层一步步扛起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国家航天局首任局长重担，将一生全部献给了中国航天。
　　
　　在他投身航天事业之初，中国航天方才起步；在他离去之时，中国航天已昂首挺立于世界舞台。两个时代之间，是一个国家叩问苍穹、迈向航天强国的奋进之路，也是刘纪原为之倾尽全部的一生。
 
　　
　　我们的老领导刘纪原（宿东 摄）
　　
　　雪后的莫斯科，太阳照进心里
　　
　　1933年，刘纪原生于山西。
　　
　　他尚未出生时，他的父亲陈原道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母亲刘亚雄为革命四处奔走，将他寄养在外祖父家。外祖父刘少白为他取名“纪原”——纪念原道。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追念牺牲的共产党人，陈原道的名字也在其中。父亲留给刘纪原的，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一生未曾褪色的精神底色。
　　
　　刘少白被毛泽东称为“开明绅士”。后来，他带着刘纪原和两个孩子来到延安，想把他们送进学校。学校的住处紧张，一时安排不下。毛泽东知道以后说，刘先生带来的3个孩子一定要收下，窑洞不够可以再挖。于是，刘纪原在延安读完小学。
　　
　　1957年的一个雪天，刘纪原在莫斯科见到了毛泽东。
　　
　　“那是一个星期天。雪后初晴的莫斯科一片银装素裹，在蔚蓝的天空映衬下，一切都显得格外清新宜人。”90多岁时，刘纪原回忆起那天，仿佛就在昨天。当时，刘纪原等一批中国留学生早早赶到莫斯科大学礼堂，等待前来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毛泽东。
　　
　　傍晚6时左右，礼堂里的水银灯突然全部亮起。毛泽东登上主席台，说出那段鼓舞了无数青年人的话：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掌声一次次响起，刘纪原坐在台下，心潮起伏。那时，他原本喜欢汽车和建筑，听完这番话，他作出决定：“要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奋斗。”
　　
　　留苏五年半，他常在午夜以后休息，因为“深感肩负国家重托，学不好无颜回国。”
　　
　　1960年，刘纪原学成归国，来到北京永定路，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第一设计部——也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院12所前身，参与火箭控制系统研制。
　　
　　那时中国航天事业刚刚起步，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当时，东风一号需要的原材料和元器件有3800多种，许多东西国内还不能生产。刘纪原说：“怎么办？只能依靠自己！”
　　
　　有一次，刘纪原和两名同事去几十公里外的南苑借测试仪器。设备借到了，公共汽车已经停运。他们脱下衣服包住仪器，抱着往永定路走。“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他从12所技术员起步，历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后担任一院副院长，再后来历任航天部副部长、航空航天部副部长、航天工业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多年后谈到早期工作，他认为，航天人“认真干事，讲实在”，这是他从艰苦生活中悟出来的。再艰难再苦，拼命实干，他看作人生的一种享受。这份“享受”，他一干就是一辈子。
　　
　　“长二捆！长二捆！”
　　
　　1987年除夕，纽约唐人街已近深夜。街上的行人不多，远处偶尔传来爆竹声。刘纪原和中国发射服务考察团走进一家中餐馆。
　　
　　餐馆老板见他们除夕还留在美国，问：“人们都赶回国过年了，你们怎么还在美国？你们是做什么生意的？”
　　
　　听说他们是来推销中国的运载火箭，老板很感慨：“你们竟然向美国人推销火箭，真让我们这些海外华人骄傲。”老板给他们加了两个菜，其中一大盘是辣子肉丁。
　　
　　当时，刘纪原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在那段时期，航天任务锐减，一些科研院所为给职工挣一点奖金，做冰棍、织毛衣。刘纪原力主发挥航天技术优势，把卫星、运载火箭推向市场。接手相关工作后，他从捉襟见肘的经费中拨出30万元，抽调人员，筹备国际市场开发。
 
　　
　　中美商业发射合作协议签字仪式现场
　　
　　这次访美期间，他在洛杉矶同休斯公司副总裁斯蒂文·道夫曼签署合作协议，双方沟通用中国火箭发射卫星的可能。次年，休斯公司与长城公司签订正式合同，确定用长二捆火箭发射两颗通信卫星。
　　
　　合同给长二捆火箭留下一个苛刻条件：1990年6月30日以前，必须完成一次成功的飞行试验。用户随时可以在判断中方无法履约时解除合同，并要求一百万美元赔偿。
　　
　　此时，长二捆火箭尚未下料制造，大推力火箭发射塔也没有开工，留给研制队伍的时间只有18个月。为此，在南苑的一次会议上，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反对者担心周期太短，火箭一旦出事，国家信誉也会受损。有人指着刘纪原问：“你敢定吗？”
　　
　　“我当然是主张要干了。”刘纪原回忆，“风险是有一定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工作做好，风险是可以降低的。”
　　
　　18个月的研制开始了。研制队伍要完成数十万张图纸，制造大量专用工装，还要做300多项地面试验。
　　
　　合同期限到来前一天，长二捆火箭竖立在西昌发射塔架上。飞行试验尚未完成，技术故障接连出现。抢险中，工人魏文举中毒牺牲，几名同志被送进医院。事故发生后，有人主张将火箭撤回。
　　
　　调查人员逐一询问现场负责人是否还有把握，问到刘纪原，他回答：“没有问题，打。”
　　
　　1990年7月16日，长二捆首飞成功，将一颗澳星模拟星和巴基斯坦科学试验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卫星联合代表团进行评审，给出了“满意”的评价。
　　
　　1992年3月22日，长二捆火箭执行第二次发射任务，发射澳星B1。全国观众正守在电视机前，等待火箭腾空而起。倒计时归零，点火指令发出，火箭升起一小段，又落回支架。
　　
　　刘纪原赶到现场，看见火箭停留的位置，感到后怕：“如果稍微扭一下，坐下来，照样发生灾难。”
　　
　　研制人员连续工作17天，查到程序配电器里有一块铝质多余物，重量仅为0.2毫克。正是这块多余物造成了短路，引发了发动机自动关机。
 
　　
　　林宗棠、刘纪原等在发射场检查工作
　　
　　研制队伍随即开始生产一枚新火箭。百日攻坚结束后，长二捆火箭于1992年8月14日将澳星B1送入预定轨道。
　　
　　指挥大厅里，人群沸腾了。人们涌上前，把刘纪原、一院院长沈辛荪、长二捆总指挥于龙淮和总设计师王德臣高高抬起，扛上肩头。大厅里响起一阵阵呼喊：
　　
　　“长二捆！长二捆！”
　　
　　铸就航天质量铁律
　　
　　刘纪原对中国航天质量工作的突出贡献之一，是推动形成了以技术归零、管理归零为核心的“双五条”制度，并将质量责任落实到型号研制和科研生产的全过程。这套制度成为中国航天最具代表性的质量管理制度之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航天经历连续发射受挫，长征火箭的国际信誉和市场开拓受到严重影响。面对严峻的质量形势，刘纪原主持开展全系统质量整顿，推动质量专项技术改造和制度建设。
　　
　　此后，一场覆盖全系统的质量整顿迅速展开。刘纪原亲自部署“质量月”活动，组织11万多人参加检查，共查出3000多个问题，16个单位被亮出黄牌，43名责任人受到处理。针对型号研制中的薄弱环节，他还要求建立专门的工艺和质量保证机构，进一步强化质量工作的组织基础。
　　
　　1996年10月，长征二号丁火箭准备在酒泉发射返回式卫星。发射前，技术人员发现平台高频电源供电不稳。元器件拆下后，故障却始终无法复现。现场初步将问题定位在一个运算放大器上，有人提出更换元件后即可发射。
　　
　　一位老专家给刘纪原打来电话，表示可以为更换元件后发射作担保，甚至说：“如果失败了，你就撤了我的职……如果不同意，我就告到中央！”
　　
　　刘纪原没有松口。国防科工委调来专机，将3名火箭专家送往西安771所继续查找故障原因。经过15天反复排查，技术人员最终发现，问题出在运算放大器一条引脚的腐蚀上。隐患彻底排除后，长征二号丁火箭于10月20日发射成功，中国长征火箭持续多年的连续成功纪录也由此起步。
　　
　　在此前质量问题归零工作基础上，刘纪原在随后召开的卫星发射动员会上，将技术归零的要求进一步精炼为五条：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
　　
　　1997年，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颁发《强化航天科研生产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简称“72条”。此后，“72条”“28条”等制度相继实施，型号研制中的责任、程序和质量控制要求进一步明确。
　　
　　1997年10月，针对技术归零过程中暴露出的管理薄弱问题，刘纪原倡导并组织研究提出管理归零五条：过程清楚、责任明确、措施落实、严肃处理、完善规章。
　　
　　至此，技术归零五条与管理归零五条共同构成“双五条”。它把解决具体技术问题与追查深层管理原因结合起来，推动中国航天质量管理从一次性的故障整改，走向全过程、制度化的闭环治理。
　　
　　1993年，中国和巴西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联合研制中巴地球资源卫星重大事项协议》
　　
　　“没有工程，人员是培养不出来的”
　　
　　1992年9月21日，中南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听取载人航天工程汇报，时任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林宗棠和副部长刘纪原列席。这次会议批准了工程开始实施，中国载人航天也由此被称为“921工程”。
　　
　　此前，围绕载人航天是否上马、采用飞船还是航天飞机，技术界已经争论多年。
　　
　　刘纪原主张上马，他特别强调两个方面。一是运载火箭和卫星已有基础，航天技术要继续往前走，需要一个大工程来牵引。二是年轻人需要实战。“要想培养年轻人，没有工程，人员是培养不出来的。你空在那锻炼年轻人是不行的，必须通过实践，把这些年轻人带动起来。”
　　
　　我国航天制导与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包为民回忆，他大学刚毕业时，来到航天部一院12所。报到第一天，时任所长刘纪原来见这批年轻人，勉励他们扎根永定路，把青春和才华奉献给祖国的航天事业。多年以后，包为民仍记得这次见面，说自己当时深受震动。
　　
　　那时，创业时期进入航天的专家陆续上了年纪，青年技术人员又缺少型号经验。型号任务有限，年轻人很难遇到一项足以磨炼队伍的大工程。“921工程”提供了这样一个舞台。工程立项后，刘纪原出任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
　　
　　“921工程”启动之初专门发文，不仅要求各系统培养39岁以下副总师，还明确型号研制队伍中35岁以下青年要占三分之一以上。一批青年技术骨干由此被推到科研生产一线和型号关键岗位。
　　
　　长征二号F火箭研制期间，逃逸救生装置整流罩一度超重。逃逸装置承担航天员的应急救生任务，重量又受到火箭总体设计的严格限制。刘纪原亲自督办，组织总师系统和各分系统优化结构。超出的重量减掉一半，余下部分通过增加逃逸主发动机总冲量加以平衡。
　　
　　1999年11月20日凌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二号F火箭点火升空，将神舟一号无人飞船送入预定轨道。4年后，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着杨利伟飞向太空。
　　
　　火箭托举飞船升空，一代青年也在这项工程中成长为中国航天的中坚力量。
　　
　　“我只是伴随航天事业成长的一员”
　　
　　2011年10月，南非开普敦，第62届国际宇航大会。78岁的刘纪原缓步走上领奖台，从国际宇航科学院主席手中接过冯·卡门奖。
　　
　　这是国际宇航科学院的最高个人奖项，授予在空间科学领域作出终生成就的人。刘纪原成为第一位获奖的中国专家。此时，他已经退休12年。
　　
　　领奖以后，他谈起这项荣誉：“这份荣誉是中国的，说明中国人在航天领域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国际航天界的认可，我只是伴随航天事业成长的一员。”
　　
　　退休后，他继续研究航天发展战略、质量管理、高技术产业化和防灾减灾，参与国际宇航组织工作，推动和平利用空间技术。在国际宇航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他同几位专家提出，应当研究空间技术怎样应对人类生存环境面临的难题。这个建议得到国际宇航科学院批准，相关专家开始推进“全球环境影响国际合作计划”。刘纪原说：“航天事业最终是要服务于人类的，中国作为航天大国要体现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2016年4月23日，首个“中国航天日”到来前一天，刘纪原参加院士专家座谈会。轮到他发言，他仍在谈中国航天今后怎样走：“满足于跟踪模仿是永远没有出路的，必须俯下身、埋下头，脚踏实地，在基础创新、原始创新等方面下功夫。”
　　
　　航天领域年轻人的成长他也一直放在心上。他常常说，要把年轻人放进任务中，给他们信任，让他们在关键岗位上经受锻炼。
　　
　　2017年，第十二届航空航天月桂奖颁奖典礼上，刘纪原（左）获颁终身奉献奖
　　
　　1957年冬天，莫斯科大学礼堂里，24岁的刘纪原听着毛主席的殷殷寄语，觉得胸中有一团火，想要为这个新生的国家做点什么。
　　
　　60多年后，那团火已经燃成了一片星河。长二捆火箭喷薄的烈焰，照亮了中国进入国际发射市场的道路；“双五条”归零的铁律，守护着每一次飞行的安全底线；神舟飞船划过天际的弧线，勾勒出一个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冯·卡门奖的奖杯上，第一次刻下了中国人的名字。
　　
　　2026年8月17日，刘纪原放下了所有牵挂，而中国航天人将继续沿着他参与铺就的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向着更加辽阔的星空，稳步前行。
　　
　　来源：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微信公众号